全球服装行业规模达2.4万亿美元，拥有约7500万员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对于工资水平低的孟加拉国，柬埔寨，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国家，服装行业是其经济增长的核心及其主要的就业来源。但是，这一现实可能激发制造商（甚至是政府）不正当的动机——为保持低工资和高生产率，彻底忽视工人的权利和安全，尤其在全球“快时尚”行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2013年达卡（Dhaka）拉纳广场（Rana Plaza）建筑倒塌等灾难表明制衣业工人所面临的恶劣工作环境。此后，品牌和零售商在公众压力之下要求其供应商遵守职业安全标准。然而，就在去年，新德里一家制衣厂的另一场致命大火再次凸显了该行业持续存在的安全隐患。

这些灾难体现了一些较“明显”的问题。然而在全球服装行业隐蔽的供应链中，还有其他一系列侵犯劳工和人权的难题。除了诸如薪酬过低和克扣工资，迫害工会成员或过度加班等持续存在的问题外，工作中的性骚扰和基于性别的暴力（GBV）也是制衣厂工人日常面临的潜在风险。全球劳工正义（Global Labor Justice）2018年的一份报告揭示，尽管女性工人占劳动力的80-95％，但大多数人受雇于短期，低技能和低薪职位。服装业以出口和“快时尚”为导向的性质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危机，因为苛刻的生产目标日益成为规范，并巩固了工作场所的权力失衡。据报道，在越南，服装生产旺季发生暴力和骚扰的几率是其它时间的3.8倍。一名工人自陈她的上司如何殴打她以及用手杖打她的手。

中国服装和纺织工业“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公司将其海外制造基地扩展到非洲，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供应链中的这些问题亟需慎重对待和关注。如果不妥善解决，工厂车间的性骚扰不仅会削弱工人参与性和员工留任率，降低公司的利润，还会对公司名誉和买家的声望产生负面影响。正是由于全球对道德消费主义的呼吁，保持正面形象对Zara这样面临着一系列与供应链有关的丑闻的主要品牌和零售商来说，是当前的首要问题。

在柬埔寨，制衣业规模达70亿美元，占该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和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0％。该行业因不安全的工作——如2019年罢工期间的大规模裁员，和众所周知的女工群体晕倒的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争议。该行业雇用的80万名工人中大多数为年轻妇女，这可能是她们从农村地区移徙到城市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这些工人通常在工厂内处于“低权力”的职位，必须接受生产主管监管和绩效评估，因此更容易受到骚扰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柬埔寨的大多数制衣厂由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所拥有，并且大部分由中国员工管理。尽管一些工厂已经制定了预防性政策和报告机制支持遭受性骚扰或其他性别暴力的工人，但在举报和处理这些骚扰时，通常仍然存在一种机构化（如果不是社会）的沉默文化。从对柬埔寨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厂访谈中可以明显看出，缺乏组织资源和对哪些行为构成“性骚扰”的认识，再加上工人担心遭到报复和解雇，可能会导致骚扰事件的报告率严重偏低。同时，工厂管理层普遍未能将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视为工作场所的“真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当地文化和习俗的愿望使中国管理者倾向于合理化观察到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已然构成性骚扰。

新冠疫病大流行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极大地冲击了妇女生计，而柬埔寨的制衣行业首当其冲。在服装供应链防止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的责任不仅应由柬埔寨政府和全球品牌来承担，也同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落在工厂老板和经理身上。 该行业的中国投资不仅需要对性别问题敏感，而且要通过制定更好的机构准则，报告机制和提高员工意识来积极支持妇女经济赋能和性别平等。 这一举措的商业理由很明确：从经济角度而言，一项研究估计，该行业由于性骚扰而导致的生产力损失的间接有形成本，包括人员更换率、旷工和超额出勤，每年可能高达近8900万美元。 而从声誉上讲，道德成本是不可估量的。

皮查蒙·约范童（Pichamon Yeophantong），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研究员，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