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罗梅罗（Amanda Romero），企业责任资源中心（与哥伦比亚人权组织CAJAR的集体权利团队合作撰写）

塞雷洪（Cerrejón）是南美洲最大的露天煤矿。20年来，关于该矿场涉及严重人权侵害事件的报道屡见不鲜。相关指控包括该矿场侵犯居民的住房、用水，以及享有安全、健康的环境等权利，对当地妇女、瓦尤族（Wayúu）土著人民、Tabaco地区的非裔哥伦比亚人以及瓜希拉省（La Guajira）农民造成直接影响。2020年，至少6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4名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专家发布声明，表示“（该煤矿）对哥伦比亚大量土著人民的健康和当地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呼吁政府暂停该矿场的部分开采活动。

本文介绍了当地社区就其所遭受损害寻求救济的艰难历程。他们的经历不仅展现出边缘社区在维权过程中面临的与跨国公司（这里指嘉能可（Glencore）、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和必和必拓（BHP））之间巨大的权力和信息不对称，还表明进一步规范跨国企业行为的必要性。面对这种情况，强制性人权尽责立法和具有约束力的公约也许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哥伦比亚法院虽然在多个判决中确认塞雷洪煤业公司（Carbones del Cerrejón）在其经营中存在违法行为，但却一直未能对其三大跨国公司股东进行制裁。在每一个案件中，这些公司均辩称其只是该煤矿的“小股东”，对该矿场的运营没有控制权，因此不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塞雷洪煤业的一份可持续性报告中说，“我们没有小股东”。据称，2022年必和必拓和英美资源集团在没有对其人权侵害行为进行充分说明和处置的情况下将股份卖给了另一股东嘉能可。

唯一提到必和必拓、英美资源和嘉能可的是宪法法院的一项判决（2019年T-614号），其要求塞雷洪煤业将这一确认煤矿开采活动对当地社区造成不利健康影响的判决翻译成英文，并发送给以上三家公司。判决还提到，这些公司作为第三方，可以自由考虑是否要采取除判决规定外的额外措施。社区居民及其律师指出，即使在收到判决书后，这些公司也并没有采取任何额外措施。相反，塞雷洪煤业向哥伦比亚宪法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该判决。

宪法法院随后针对该上诉的决定（2016年T-704号）是迄今为止社区拿到的最接近正义的判决。判决指出，该矿场将对这个近一半人口为少数民族的区域带来重要影响，如果公司不能保证社区享有协商权和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权等基本权利，就不能继续开展和扩大其业务。截至2023年，公司尚未与所有瓜希拉省的社区开展协商，而且有居民抱怨公司存在拖延协商、不公对待，以及缺乏相关权利保障机制的情况。

除了母公司的责任问题，塞雷洪煤业甚至对判决中针对其本身的要求也没有遵守或有效执行，这意味着受影响社区仍然无法获得救济。这些判决中的司法救济措施与公司所造成的伤害并不相称，因为这些措施无法补救由采矿活动造成的不可挽回或持续累积的损害。这些司法救济也未能对社区提供充分赔偿或促使公司采取预防措施。因此，侵害行为有增无减，企业有罪不罚的现象持续存在。

除了法律行动外，现有的自愿或非司法机制也未能有效回应这些公司的人权侵害问题。有受害者曾向经合组织的国家联络点求助，结果却令人失望。

更有甚者，2021年，嘉能可毫不犹豫地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提起针对哥伦比亚的仲裁，因为哥伦比亚宪法法院于2017年做出了有利于瓦尤族土著人民（Wayúu）的判决（参见SU 698-17号判决，确认由于公司活动造成布鲁诺河（Bruno stream）改道，威胁并侵犯了人们的水权、健康权和粮食主权；以及相关裁定，Auto 523-19号和Auto 100-22号）。该案核心问题是嘉能可公司让布鲁诺河改道注入为La Puente采矿项目所用的人工水道，而布鲁诺河是当地居民在严重缺水时期的重要水源。英美资源集团和必和必拓公司也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起仲裁，但在向嘉能可出售股份后撤回。目前，嘉能可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还有一个案件正在审理中，关于该公司旗下Prodeco公司在塞萨尔省的活动。

受害者律师在布鲁诺河案中还使用了美洲人权委员会的预防措施机制，但其主张均未得到支持，他们希望重新申请。尽管如此，美洲人权委员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特别报告员在最近访问瓜希拉省时警告说，该地区的环境和经社文权利保障状况亟须关注，并强调缺乏企业问责机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如果该案能在美洲人权机制层面取得进展，那么对于那些在国内法院和非司法程序中均未得到公正对待的社区来说，该案可能会成为一盏希望之灯——特别是如果美洲人权委员会作出判决确认这些跨国公司都负有责任。

瓜希拉省受影响居民为伸张正义所经历的长期斗争反映了全球许多处境类似的社区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彰显在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制定强制尽责义务法的必要性。同时，如果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工商业和人权公约作为补充，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企业问责。该公约应以受害者为中心，在法律诉讼中把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并优先考虑非歧视和平等原则。这样强有力的法律框架是土著人民、非裔哥伦比亚人和其他饱受企业侵害的农村居民获得司法正义的关键。